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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解读古代文体的新维度
 
文章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   阅读次数:455   发布时间:2016-6-15 17:43:38
责任编辑:未知   

【国学漫谈】

  中国古代的文体具有鲜明的特征,表现为复杂性、多义性和不确定性,与西方文体相对稳固的板块结构大不同。研究中国古代的文体,理应彰显本国的特色。从关键词的维度观照、审视文体,无疑是新颖的研究视角。下面就以唐宋文体为中心言之。

  在古代文体学史上,唐宋时期是一个承先启后的时代。唐宋众体咸备,各种文体都获得充分的发展空间,文学文体方面,诗、文、词三足鼎立,新兴的小说、戏曲也崭露头角;公牍和应用文方面,与新创文体竞相发展,迎来了历史上实用性文体发展的高峰。唐宋文体批评层累式地多角度探究,并与当时的文体书写产生互动,让文体写作与批评相得益彰。一言以蔽之,唐宋时期是古今文体骈与散、简与繁、文与质、雅与俗纠葛转关的枢纽。

  唐宋文体学何以呈现出如此特征和面貌?郑骞《宋代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定位》说:“唐宋两朝,是中国过去文化的中坚部分。……上古以至中古,文化的各方面都到唐宋作结束。就像一个大湖,上游的水,都注入这个湖;下游的水,也都是由这个湖流出去的。”唐宋文化既恢宏又复杂,既超卓又平易,既多元又开放,属于成功的贯通、通变型文化,其通变特色影响到方方面面,自然包含文体。

  唐宋文化学术的集大成、综合性的特征,若用当时人的话,而且是最简洁的话来概括,则朱熹《答姜叔权》里的一句话甚为贴切:“举一而三反,闻一而知十,乃学者用功之深,穷理之熟,然后能融会贯通。”拈出其中的“融会贯通”,不妨说是宋人概括唐宋文化的最佳注脚。文化的融通特征,对于唐宋文学、文体的发展、演进,产生了重要的作用和深刻的影响。唐宋文体在文化的大视野下,打上了浓厚的“共同体”烙印,表现为分化与综合、限制与超越、对流与融通的复杂多元格局。

  唐宋文体学的贯通性,突出地表现在文体间的交流和互动上。古代文体的结构规则并非刻板不变,实具有灵活组装拆卸的机制,其间的结构和功能关系可紧可松,内在亦具有延展性和弹性张力,在一定条件下,其规则会发生位移改变。文体与文体之所以能发生关系,在于它们具有某种同质的因素,例如结构、形式、语言等。假设我们对甲文体和乙文体都很熟悉,但是甲乙的相参相融,却依然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化学反应”,会产生令人兴奋的新奇效果。熟悉与陌生,陈旧与新颖,固有与超越,就在文体间的贯通、参融、相资中实现了奇妙的转化。

  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与贯通密切相关,唐宋开始大量使用“文备众体”一词。黄庭坚等宋人用“兼备众体”来赞美唐代大诗人杜甫,这是充分肯定老杜在诗体方面的集大成。更重要的是,宋人开始用类似词形容本朝文人。诸如欧阳修、王安石、苏轼、黄庭坚、朱熹等,都得到过类似“文备众体”的称赞。这种情况在宋以前是没有的。可见唐宋文人的“兼备众体”,成为极为突出的现象。何以文备众体者愈来愈多?这其实是贯通的文化作用于文体的重要表现。

  唐宋文人学识渊博,擅长多种文艺者不在少数。多面手、组合拳式的才能,让他们一通百通,有了贯通文艺的资本。高手可以游刃有余地出入各种文体,取长补短,互相交通。尤其当一种文体已发展极充分,内部的各种写作技巧、艺术手法差不多被穷尽时,或许只有“跨界”“贯通”,向其他文体寻求参酌,才有可能打破困局,实现新变。可见贯通的实质是创新。韩愈、苏轼等人文备众体的原因就在不斤斤于定法,不为固有模式所拘囿,善于旁通汇贯,善于在精研众体的基础上弥论群言,以闳阔的器识游刃有余地驾驭文体,圆通应物而能自出机杼。

  徐复观在《中国艺术精神》中谈到,古代山水绘画的真精神,与古文及与古文相通的诗,有冥合之处。于是聪颖的古人就以作诗文之法创作书画。这其中,王维、苏轼显然是贯通参融诗文和书画的突出代表。唐宋文艺的贯通,形成了一种潮流,从某一文体内部的贯通,到文体间的贯通,再到文体与其他文艺门类的贯通,名目繁多,实践广泛,蔚为一时风气。

  文体的贯通固然重要,但贯通不是纸上空文,还需要“人”去驾驭和创造。从人出发,“驾驭”就成为观照唐宋文体学的另一关键词。文体一般都有机制,具备特定的结构和功能,运行规律似较机械。然而,运用文体之“人”,却是既讲规则,又有策略的。加之人的创造力无比睿智旺盛,运用文体之人既可以设计新规则,又能打破旧机制,实在是文体变迁的最大原动力。尤其是那些创造力极强的大家,如杜甫、韩愈、欧阳修、苏轼、辛弃疾等,驾驭、控制和改造文体的能力极强,能够最大限度地扩展文体的疆域,文体的结构和功能在他们手上得到玲珑活络的调整。

  就文体研究文体,容易忽略创作主体的作用,而笔者则想特别强调创制并驾驭文体的“人”,“人”才是文体研究的核心。正因为驾驭文体之人的智慧和心血,才让文体千变万化,姿态各异。舍“人”而大谈文体,实有无的放矢之空谈嫌疑。达弗《现代样式理论》说:“作家的作用就是唤醒具体样式里存含着的所有的‘语义的可能’(semantic  possibilities)。”因此,必须认识作家驾驭文体的重要意义,只有智慧的创作,才能调动主客观两方,唤醒“沉睡”的文体,激活刻板的规则,创造新颖的形态,让文体变得鲜活灵动起来。

  文体规则从来就不能限制古代的文学大家,相反,大家对于通常被认可的、先入为主的东西,存有一种“戒备心理”,甚至抱有“颠覆态度”,他们要昂首摆脱文体规范的束缚。譬如,汉语文学世界的苏轼和英语文学世界的莎士比亚,都是当之无愧的文学大师,也都是驾驭文体的绝顶高手。他们的共同之处,突出表现在善于冲破既有的文体束缚,把不同文体的优长综合性地融汇到同一文学作品中。这充分体现出大家贯通的视野和超卓的驾驭文体能力。

  正因为集文化之大成,又精熟“游戏规则”,杜甫、苏轼等人才能实现对文体的驾驭有道。就驾驭文体而言,一个重要的原则是“度”。李泽厚《哲学纲要》说:“‘度’就是掌握分寸,恰到好处。……‘度’的本体日日新,又日新,推动着人类的生存、延续和发展。”把这段关于“度”的思考借用来说文体的生存、创新,其谁曰不然?以文体而论,其“度”的表现就是各种文体的结构和形式,而把握文体的“度”,就是恰到好处地驾驭处理这些结构和形式。文体本身不是刻板、固定的模型,文体的结构和形式时刻在变化,当变化积累到一定程度,就要突破旧的框架和积淀,于是文体也就实现了新变和超越。从文体本身的发展来说,有“度”的问题;从作家驾驭处理文体来说,亦有“度”的问题。总之,“掌握分寸,恰到好处”八字,可以作为作家驾驭文体的基本原则,过犹不及。

  梁启超说:“凡一民族之文化,其容纳性愈富者,其增展力愈强,此定理也。”唐代文化开放,善融会外来文化;宋代文化深沉,善整合多元文化。唐宋文化的融会贯通意义是多方面的,既培养了一批淹博的文人,也促进了文体系统的交流和互动。唐宋文人乃“通人”,而宋代文体系统又贯通多元,由“通人”驾驭开放之文体,遂能除旧染,启新机,别创文体学之光辉局面。

  从关键词出发,研究古代文体学,可得出新人耳目的见解和结论,或者说凝炼出一些可资借鉴的“精华”。唐宋文体和文学之所以能有辉煌的成就,取决于三大因素,即唐宋整体上融会贯通的文化环境,唐宋整合驾驭文体的超卓能力,唐宋诸文体参酌互用、借体求新的开放系统,三者缺一不可。盖环境、人、系统三者错综为用,形成合力,共同推动文体、文学的演进和新变。当然,其中最核心的还是人,人视情况,可破可立,而文体亦具有可以调整的空间。人之驾驭文体,实乃文体获得发展的最大原动力。这个结论,或许对于今天的文学创作和文体书写,亦具有古为今鉴的价值和意义。如果对照古今,查找差异,今之文化环境如何?今之文体系统如何?今人驾驭文体的能力又如何?当代的文学创作、文体书写,究竟在哪个环节出了问题?这或许是研究古代文体学意想不到的以古为镜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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