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
二十一世纪,我们重读傅雷
 
文章来源:党委宣传部   阅读次数:1522   发布时间:2012-10-28 10:1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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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傅雷先生(1908—1966),是五四后觉醒一代,他以译事致身社会,其优秀译作与渊博学识,特别是其刚正风骨,一直为广大读者所敬重与钦佩,在知识界曾产生积极影响,堪称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代表。

  20世纪的上半叶,在我国历史上是风云激荡而又苦难深重的年代;傅雷深感,“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精神支持,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坚忍、奋斗、敢于向神明挑战的大勇主义。”这种精神支持,他求诸当年先进的西方文明。他积极拿来,怀着深切的现实关怀,借诸译作晓示崇高的理想和高尚的追求,以提高读者的精神境界。罗曼·罗兰的《巨人三传》和《约翰·克利斯朵夫》,构成傅雷早期翻译的重心。译介贝多芬等三传的深刻意义,是藉伟人克服苦难的先例,鼓舞起英勇的精神。而《约翰·克利斯朵夫》尤为先生所推重,赞誉为“千万生灵的一面镜子”,人类的一部伟大史诗!大匠塑人,这部富于人文精神和哲理蕴涵的巨著,借傅雷译笔,发扬光大,在我国有着深远影响。

  傅雷先生于1928年初留学法国,考入巴黎大学文科,也去卢浮美术史学校听课,接受西方教育,接受西学洗礼。法国的教育一向崇尚笛卡尔的唯理论,强调理性与逻辑推理,而20世纪二三十年代,柏格森的生命哲学,风行一时,视为新时代的哲学,尤其在柏格森1928年获诺贝尔奖之后,其影响更弥漫知识界。留学四年,先生曾专攻艺术理论,回国后从事过一段时期的美术考古和艺术教育。丹纳的《艺术哲学》用实证方式,把雕塑、绘画、建筑、文学置于所产生的地域和时代,用严密的论证,作出符合规律的解说。先生读了这部“有关艺术、历史及人类文化的巨著”,觉得受益无穷,认为这种极端的科学精神,正是我们现代的中国最需要的治学方式。他于1929年10月就把第一编译出,介绍给国内学界。同时他广泛涉猎西方学术,他的三四十年代的文艺评论,如《塞尚》、《贝多芬的作品及其精神》、《论张爱玲的小说》等,张扬生命主义、力的哲学与激情主题,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论说精辟,予人耳目一新之感。《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展示傅雷在美术诸门的渊博修养,不失为趣味高尚的艺术鉴赏家;《观画答客问》则期以“沟通中西画论为己责”,借触类旁通之功,阐发国画理念,黄宾虹许为“尤多发人所未发”。

  傅雷先生在抗战期间闭门不出,东不至黄浦江,北不至白渡桥,避免向日本宪兵行礼,保持崇高的民族气节。抗战胜利后,外患方去,内忧未已,民众倒悬未解,益有陷于水深火热之苦,先生愤于蒋政府之腐败,接收时之黑暗,或发文章,或写社评,并附署呼吁信,为推进民主政治而积极奔走。待到上海解放,先生由香港经北京返沪,回进书斋,闭门译书。新中国成立初年,社会安定,政治清明,傅雷先生正值壮年,在安静的工作环境里,神思骏发,常得妙译。1949至1956年间,译有服尔德的《老实人》、《天真汉》、《查第格》,巴尔扎克《人间喜剧》里的十三部作品,梅里美的《嘉尔曼》《高龙巴》和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共计二百七十四万八千字,其中,《欧也妮·葛朗台》、《高老头》、《贝姨》、《邦斯舅舅》和《夏倍上校》等,耀眼生辉,允称先生最有光彩的译作。尤其在1951年9月为《高老头》重译本写的序里,开宗明义,提出自己的翻译主张:“以效果而论,翻译应当像临画一样,所求的不在形似而在神似。”先生的译文,以传神为特色,行文流畅,用字丰富,工于色彩变化,形成独自的翻译风格。先生选书尤精,所选作品,在法国文学以至世界文学中都属首屈一指,而其译笔可以说无愧于原作,无负于读者,基本上做到名著名译。法国文学研究家柳鸣九先生指出:傅雷是一个世纪里难得出现一二位的大翻译家,应尊之为翻译大师,译坛巨匠。期间,先生精于译事,吝于撰述,慎于发表。

  1957年,是傅雷先生大起大落的一年。他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行高于众,卓尔不群。1958年,他被错误地划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饱经忧患,又回进书房,仍以坚毅的秉性,每天译书不辍。相继译毕《赛查·皮罗多盛衰记》、《艺术哲学》、《搅水女人》、《都尔的本堂神甫》和《比哀兰德》。

  他在一切事上,“追求逻辑和合理”,相信自己的良知和常理,遇事能独立思考,表现出极强的理性精神,尤其是,其人格尊严于忧患困顿中愈显高强。

  先生“摘帽”之后,旧译巴尔扎克独身者三部曲和丹纳《艺术哲学》于1963年相继出版。1964年8月译毕《幻灭》。

  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抛出《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先声为动乱制造舆论。1966年一开始,《二月提纲》,《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五一六通知》,“五一八政变经”,《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斗争形势,紧锣密鼓。“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待“八一八”红卫兵检阅后,造反派们又纷纷杀向社会。上海抄家风起,傅家首当其冲,成为第一批冲击对象,抄、砸、斗三天三夜,连玫瑰花也不放过,掘地三尺,要找所谓的变天账。9月2日,造反派一撤离,对当时局势绝望之下,傅雷与夫人于当天深夜联名写下遗书,选择“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经此世变,义无再辱,毅然踏上不归之途。傅雷先生以他宝贵的生命,维护了人文价值与人格尊严,诠释了骨气这样一种对中国知识分子极为重要的精神。———傅雷的悲剧,傅聪是这样看的:“他对中国文化中特殊的悲剧精神,很有感受。我父亲一开始就是 m artyr (烈士)的典型……他认为人有最终的自由去选择死亡……对我父亲来说,‘死谏’正是所谓不妥协精神最极限的、最积极的表现!”

  “一颗纯洁、正直、真诚、高尚的灵魂,尽管有时会遭受到意想不到的磨难、污辱、迫害,陷入到似乎不齿于人群的境地,而最后真实的光不能永远湮灭,还是要为大家所认识,使它的光焰照彻人间,得到它应该得到的尊敬和爱(见楼适夷《读家书,想傅雷》一文)。”

  “文化大革命”结束,拨乱反正,傅雷后期被否定、被忽略、被埋没的状况逐渐改变,得以去蔽复正,还其本来面目。上海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和作协上海分会于1979年4月26日隆重举行傅雷夫妇追悼会,宣布:1958年划为右派是错误的,应予改正,十年浩劫之初所受诬陷迫害,一律平反昭雪。至此,一切诬陷不实之词推倒去尽,还先生以政治上的清白。

  与此同时,傅雷作为翻译家的劳作重新得到肯定。早在1958年即已译出的《赛查·皮罗多盛衰记》和1964年译毕的《幻灭》,作为遗译相继于1978、1979年面世。为纪念傅雷先生逝世十五周年,安徽人民出版社搜辑先生三十余年来的全部译作,计五百万言,汇辑成十五卷《傅雷译文集》。所收译作均据初版本或译者生前所见最后版本校勘,并参照劫后尚存的部分手稿或抄本,订正舛误,以存其真。译者所写序跋等说明文字,如《约翰·克利斯朵夫》1937年初版所载《译者献辞》以及评价这部巨著的《译者弁言》,重新发掘,再次面世。煌煌巨帙,蔚为大观,傅雷先生毕生的翻译成就,光照译坛。1981年出版的《傅雷家书》,展示了傅雷精神生活里长期被忽略的一面,尤其反右之后,“足不出户,身不离斗室”,似乎彻底沉默了。话说抗战胜利之前,傅家还集诸多友好,“每两周聚会一次,有一个人做一个小小学术讲话,然后吃吃茶点,谈谈时局……营造一个健康的小天地”,颇有沙龙意味,1958年后,傅雷闭门谢客,据他家保姆追忆,一年里只年初二晚请林风眠和唐云来吃饭,平时冷清得像葛朗台家。傅雷是“任何孤独都不怕,只怕文化的孤独,精神思想的孤独”。所幸跟当时身在国外的傅聪还能书信往还,“除了你,没有人再和我交换音乐方面的意见”,“唯有万里外的游子归鸿使我们生活中还有一些光彩和生气”。多年父子成友朋,彼此能无拘无束,纵论艺文世事,话题宏博精深,另辟了一个广阔的艺术天地。一封封家书,最是心灵的剖白。感事命笔,信手写来,粲然成章,见出傅雷广博的学识,高尚的人格。浩劫过后,傅雷书信亡佚大半,傅聪在国外幸得保存完帙,经傅敏摘编,由三联出版。家书甫出,传诵一时,一再加印,增补至五版,行销数突破百万,成为傅雷著作中最有影响的一本书。傅雷以前备受赞赏是为他苦心孤诣、推敲再三的翻译作品,而现在,则为他性情中的文字,不经意的笔墨,根本没想到要出版的。“文化大革命”后的新读者,往往通过家书才认识傅雷,甚至把书信家傅雷置于翻译家傅雷之上。

  傅雷文稿,经其哲嗣傅敏先生的辑佚整理,于1984年推出《与傅聪谈音乐》,1985年刊发《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在学术文化界反应热烈。以辑补费时,加上出版困难,《傅雷文集》于1998年始出版。先生毕生精力,主要倾注在翻译上,故译文集占十六卷,著述反而不多,仅得四卷。《文集》在两方面特别引起注意,一是早期的文艺试笔和艺术评论,展示先生长期被埋没的文学家,特别是艺术评论家的一面;二是时评杂文和鸣放材料,可看出傅雷善于独立思考、敢于直言时弊的品格,表现出知识分子难能可贵的社会良知和凛然的正义感。

  傅雷先生的全部著译,在他身后,经家族、友人、研究者、热心人三十余年的整理编纂,在《傅雷译文集》与《傅雷文集》两部巨帙的基础上,加上零星发掘(已知篇目,如《猫儿打球号》、《中国画论的美学检讨》、《关于整顿和改善文学翻译工作的意见》、《高老头·译者序》、《幻灭·译者序》,虽经多方查找,迄无下落),辑录阙佚,现已具备条件隆重推出一部接近完备的二十卷本《傅雷全集》。

  傅雷先生个性倔强,为人耿直,襟怀坦白,嫉恶如仇,爱美,爱善,爱真理,爱艺术,把学问放在第一位,一生勤奋译著,沟通中西文化,曾深有感触地说:“东方人要理解西方人及其文化和西方人理解东方人及其文化同样不容易……两种精神两种文化两种哲学除了冲突与矛盾,也彼此吸引,相互之间有特殊的魅力使人神往。东方的智慧、明哲、超脱,要是能与西方的活力、热情、大无畏的精神融合起来,人类可能看到另一种新文化出现。东西方之间的鸿沟,只有豪杰之士,领悟颖异,感觉敏锐而深刻的极少数人方能体会。”———傅雷先生理智上是纯粹东方人,感情上及天性方面又是极像西方人,当属保持“独立精神和独立思考”而又对东西方文化有深刻体会的极少数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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